在1940年12月29日，二战如火如荼之时，德国空军的一场空袭将伦敦市中心35英亩的区域夷为平地。这个区域被称为巴比肯（意为碉堡），因曾经矗立于此的罗马城墙而得名。战后，伦敦金融城公司作为该区域的市政管理机构，开始探索将这片历史区域带入二十世纪的可能性。
巴比肯处于英国首都金融中心的位置吸引了商业开发商，因此，一些办公楼的方案被提出。它们被伦敦金融城公司所拒绝，部分是因为该区域下降的人口数量。随着该区域商业化水平的提升，居民数量从1851年的10万人骤减至1951年的5000余人[1]。由于选民数量过小，伦敦城面临失去其国会议员（MP）的风险，并可能因此失去其政治影响力。通过吸引新的居民进入这个城市中的空洞，一个由钱柏林, 鲍威尔和邦提出的居住建筑的方案为扭转人口数量的下降提供了契机。
从1948年起，彼得·钱柏林（Peter Chamberlin）（b. 伦敦）和杰弗里·鲍威尔（Geoffry Powell）（b. 班加罗尔，印度）成为在伦敦金斯敦艺术学院任教的同事，1950年，克里斯托弗·邦（Christof Bon）（b. 圣加尔，瑞士）加入了他们。他们的建筑合伙人关系在两年后，也就是鲍威尔赢得了设计 Golden Lane 住宅区竞赛之后开始。这个早先方案的设计，坐落于规划的巴比肯区域北侧，为他们更加雄心勃勃的巴比肯项目铺平了道路。
尽管选择钱柏林，鲍威尔和邦的方案会使伦敦金融城公司更有机会保持其议会代表权，与商业开发相比，它所带来的收益也少得多。为了最大化租赁收入，使方案在经济上可行，建筑师提出了一个针对中高层收入群体的高密度开发计划[2]。这个综合体被设计为一个城市的微观宇宙，住宅楼被组织在共有空间周围——这种方式是受到勒·柯布西耶作品的启发。勒·柯布西耶在马赛的联合居住公寓项目当时刚刚完工，他对“垂直花园城市”的愿景在 Golden Lane 住宅区和巴比肯都得到了体现。
除了“豪华”住宅，钱柏林、鲍威尔和邦对巴比肯的总体规划还以文化设施（包括一个音乐厅和剧院），一个购物广场，地下停车，私人花园，以及带有喷泉和瀑布的湖泊为特点。住宅区内这一大批文化设施旨在吸引目标市场，为高昂的房屋费用提供合理的依据。市政厅音乐学院和伦敦城市女子学校也将被迁往该区域，在综合体中共营造社区感。圣吉尔斯教堂，少有的在1940年的轰炸中幸存的建筑之一，将矗立在住区的中心。
住区中的住宅楼共同形成了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粗野主义建筑案例之一。“粗野主义”（brutalism）一词来源于法语词béton brut，意为生混凝土，或未完成的混凝土。尽管巴比肯住宅区的混凝土保持暴露，它并非未完成的，鹤嘴锤的击打给予它一个粗糙的外表，暗示了一种纪念性。
住宅区包含三座塔楼，十三座联排住宅楼，两个“马房”（两层小型房屋）以及一排联排房屋。塔楼控制了天际线，它们的立面以网格状的混凝土嵌板为主要特征，这些混凝土网格在横向上被竖向连续的线条所打破，强调了塔楼的高度。与此同时，联排住宅楼则沿水平向组织，与直通天际的塔楼形成了动态对比。在塔楼和联排住宅楼中，房间布局都最大化室内自然采光，使其尽可能受益。因此，卧室、餐厅和客厅都沿外墙布置，厨房和浴室则靠内墙布置。
这些住宅楼被两套步行交通系统联系：高线和基座。高线是一个由桥梁和狭窄的走道组成的网络，覆盖了整个住宅区。基座是一个抬高的平台，在住宅区范围内成为一个新的“地面层”。这个设计特征允许巴比肯全面步行化，道路和轨道交通从下方经过，被隔绝在视线和听觉范围之外。
全部的三个塔楼和大部分联排住宅楼底层架空，离开基座，使行人在住宅区中寻路时不会被建筑阻碍。或许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一处是在吉尔伯特住宅楼（Gilbert House）下方，那是一栋联排住宅楼，围绕着平分了基座的湖泊。柱子的高度甚至允许高线从主体建筑下方穿过，一座桥隐藏在支撑上方建筑的柱廊之中。基座创造了一种空气感，而高线鼓励了运动和探索，它们一起创造了延绵在整个住宅区的开放空间。
在设计巴比肯住宅区期间，钱柏林、鲍威尔和邦广泛地出国旅行，寻找建筑的灵感，在意大利度过了许多时间。邦的职业生涯早期的一部分时间在米兰工作，而意大利的建筑令三位建筑师十分着迷。这个影响在住宅区中显而易见。例如，联排住宅楼的顶楼是筒拱状的屋顶——一个罗马建筑广泛采用的特征。建筑师还引用了威尼斯的运河、桥梁和人行道作为巴比肯住宅区步行系统的范本，将其描述为“一个步行和服务性交通完全分离的城市的最好案例，这种分离，”他们接着说，“令人钦佩地运行了许多世纪，没理由不能在伦敦城同样有效地运行。”[3]
湖泊和花园为居民提供了优美的共有户外空间，这在伦敦的这个建筑密布的区域十分罕见。这些景观化的区域比基座层更低，变化的地平线增加了视觉上的趣味性，增加了与世隔绝的感觉。为了保证地下交通不会打扰享受花园的居民，Ove Arup 采用了一个工程措施，减少了火车经过所带来的震动。轨道被架在橡胶轴承上，这是整个伦敦地下系统中唯一一处采取这种改良措施的部分。
钱柏林、鲍威尔和邦原本的规划中有五座二十层的塔楼。这些设计被规划机构拒绝，主要是因为这样的方案无法提供足够的室外空间。[4]作为回应，建筑师将塔楼数量减少到三座，以最小化建筑的占地面积。与此同时，他们将其高度增加到原来的两倍多，以保持原有的居住密度。
克伦威尔塔楼有43层高，而劳德代尔塔楼和莎士比亚塔楼则有44层高。在当时，它们是伦敦最高的住宅楼。[5]建筑师采用了创新性的方式解决了居住在这样高的建筑中可预见的问题。例如，“每个电梯都被设计为带有一个次级的小门，直接联通了电梯和居民服务柜。[…]这样，每天的牛奶，早晨的报纸和信件都可以直接从电梯被送往各家各户，送奶工人和邮递员不需要走出电梯。”[6]类似的对细节的关心也体现在固定装置和设备上：建筑师安装了横向轴承的推拉窗，便于在室内清洗；几乎所有的住宅楼都采用了Garchey水槽单元，便于垃圾处理。[7]
拥有这样的建筑高度和复杂的功能需求，项目需要专业化的工程设计，由Ove Arup & Partners实施。塔楼的框架使用了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将大部分荷载围绕建筑外部布置，“依据与常见的烟囱相同的原则。”[8]平面大致上是三角形的，塔楼的每层都有三个公寓，围绕着核心筒布置，核心筒内有电梯井，楼梯井和服务性管道。客厅布置在三角形的每个角上，在那里，两道墙的交会带来全景的视野。
塔楼十分引人注目的悬挑阳台，端部优雅地卷曲着，像船身一般。它们也有实际用途：它们特殊的形状减少了风荷载，并减轻了结构框架的应力。阳台出挑距离很大，这是工程师建议的设计特征，为下方公寓创造了深深的檐口。[9]这些檐口既提供了来自构件的保护，又为居民带来一种安全感。建筑师声称：“否则，一些居民或许会不喜欢居住在悬崖边缘的印象。”[10]
在住宅区周围，可以找到古罗马城墙留存下来的片段，以及一座13世纪晚期的碉堡。当这些遗迹风化的砖墙与上方庞然大物的灰色混凝土并置时，历史和现代性相互碰撞。更多对该区域历史的借鉴在于，每一栋住宅楼都以一位当地著名人物来命名。例如，莎士比亚塔楼得名于曾经居住于此地的伟大戏剧作家。
巴比肯住宅区的建设耗时十三年，1976年，莎士比亚塔楼完工，全部建设完成。批评家指出，住宅区布局凌乱，使人迷路，尽管这并非完全由于涉及造成的。在1964年，伦敦金融城公司向钱柏林、鲍威尔和邦提出了一个修改过的简报，要求扩大剧院和音乐厅。造成的结果是巴比肯中心，在建设已经开始之后，这座建筑被强行塞进了规划平面。
粗野主义的建筑风格被1970年代英国新建的住宅区大量采用，巴比肯住宅区的名誉由于与那些不太成功的项目（例如曼彻斯特的Hulme Crescents）的联系而受到损害。然而更近一些时候，这个住宅区受益于公众对现代主义和粗野主义建筑的兴趣的复苏。在2001年，它获得了英国政府的二级保护，这个住宅区的公寓如今被备受追捧。
居民们谈论着自己在那儿享受到的绝佳的生活质量。建筑评论家Jonathan Glancey在住宅区度过了四年的时光，声称“它的规模、智慧、创新型、质量、城市景观和单纯的抽象艺术性在全英国甚至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11]与伦敦皇家国家剧院和谢菲尔德的ParkHill住宅区等建筑一道，巴比肯住宅区已经成为英国战后建筑的象征。
译者：林恺逸
参考文献
[1] Harwood, Elain. Space, Hope and Brutalism: English Architecture, 1945-1975.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73
[2] Harwood, Elain. Chamberlin, Powell and Bon: The Barbican and Beyond. London: RIBA Publishing, 2011. p.103
[3] Chamberlin, Powell and Bon Architects. “Proposals” In Barbican Redevelopment 1959. London: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 1959. p.5
[4] Ibid. Harwood. Chamberlin, Powell and Bon. p.108
[5] Orazi, Stefi. Modernist Estates: the buildings and the people who live in them today. London: Frances Lincoln, 2015. p.109
[6] Ibid. Chamberlin, Powell and Bon Architects. p.15
[7] Ibid. Harwood. Chamberlin, Powell and Bon. p.118
[8] Ibid. Chamberlin, Powell and Bon Architects. “Technical Section”. p.6
[9] Ibid. Harwood. Space, Hope and Brutalism. p.74
[10] Ibid. Chamberlin, Powell and Bon Architects. “Proposals”. p.15
[11] Glancey, Jonathan. “Barbican: the critics' verdict”. Time Out, 6 February, 2007. Accessed 10 June, 2016 [access]
- 面积: 160000 m²
- 项目年份: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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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Joas Souza
